編者寄語：
本次推薦的文章是我院王桂新教授在《國家治理》周刊2021年10月第3期的撰文📬，對流動社會我國城鄉養老困境及其破解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
以下文章來源於國家治理周刊 ，作者王桂新。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人口遷移流動日趨活躍📶。人口流動在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其中，人口遷移流動所帶來的城鄉老人的養老問題，已成為當前必須認真研究解決的一個重要社會問題。意昂3体育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王桂新主任在《國家治理》周刊撰文👩🏿🏫，對流動社會背景下我國城鄉養老困境及其破解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人口遷移流動日趨活躍，城市化加快發展，正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由相對的“靜態社會”向“流動社會”快速轉型。流動社會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正是流動才促進了社會的快速轉型和發展💔。但是，流動在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其中人口遷移流動所帶來的城鄉老人的養老困境🙅🏿♀️，已成為當前必須認真研究解決的一個重要社會問題。
流動社會的人口流動及其影響
人口是社會的主體，流動社會主要是指人口流動的社會🚁。簡而言之📶，人口流動主要包括人口的空間流動和社會流動。人口的空間流動，就是人口在不同區域之間的流動；社會流動則一般是指人口社會地位在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在通常情況下👠，人口的空間流動和社會流動密切聯系在一起。如農村人口遷移到城市，由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𓀛，其職業一般將由務農變更為非農職業，社會福利、收入水平也將得到相應的提高🍊👈。而在以戶籍製度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城鄉二元社會體製下，我國的人口流動主要表現為人口在區域之間的空間流動。這也是目前我國流動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城鎮化率2011年達到51.27%，表明我國已從農村社會初步轉變為城市社會👩🏼🚒。到2020年我國城鎮化率進一步提高到63.89%，說明我國轉變為城市社會以後正加快轉型和發展👲🏽。從農村社會轉變為城市社會，也意味著由相對的“靜態社會”轉變為“流動社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流動🍅，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人口遷移流動及其影響主要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人口遷移流動日趨活躍🧚🏻♂️，近年來呈“爆發性”增長。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流動規模及流動強度一直呈持續上升趨勢👧🏽。根據歷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流動人口規模和流動率分別為22143萬人和16.53%，比2000年多10036萬人📹🍽，流動率提高近7個百分點👩🏼💼；2020年流動人口又進一步增長到37582萬人🧔🏼♂️🧽，流動率達到26.62%，比2010年多15439萬人，流動率提高超10個百分點。其中💸，2020年省內流動和跨省流動人口規模分別為25098萬人和12484萬人，比2010年增長85.35%和45.13%，省內流動人口增速更快，為跨省流動人口的約2.01倍（王桂新，2021）。總的來說，近年來的人口遷移流動明顯呈“爆發性”增長態勢。
農村人口向城市的“半遷移”為人口遷移流動的主要形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人口遷移流動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即由鄉到城人口遷移始終是人口遷移流動的主流⚫️。根據表1可知😤，隨著人口流動趨勢的增強📟，流向城鎮的人口規模也不斷擴大；而在流向城鎮的人口中，又以由鄉到城流動人口為主👇🏽。2000年由鄉到城流動人口規模是由城到城流動人口的2.51倍💇🏽♂️，到2010年和2020年🧕🏿，二者間的差距分別增長到2.98倍和3.03倍💆🏼♀️；由鄉到城流動人口占流入城鎮人口的比重🚐，也從2000年的71.51%分別提高到2010年的74.88%和2020年的75.19%。值得關註的是，受戶籍製度等二元社會體製的影響，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流動⬛️，絕大多數都是 “半遷移”（戶籍不與人同步遷移），形成的城市化也是“半城市化”🙊，突出表現為目前約有2億多無城鎮戶籍、但長期在城鎮居住工作的“半城市化”人口🪿。
家庭戶規模不斷減小。受經濟社會發展、家庭觀念變化、住房條件改善以及農村人口向城市的“半遷移”等因素的影響，家庭戶規模出現核心化和小型化趨勢，小型化趨勢尤甚。根據人口普查數據👩，我國家庭戶規模從新中國成立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都基本穩定在4.4人左右，但之後就出現持續減小趨勢👩🏻🔧，到2010年減小為3.10人左右，近20年減少了1人；到2020年進一步減小到2.62人，10年時間又減少了近0.5人👩🏼🍼。家庭戶規模的減小🖐🏿，主要表現為1人戶和2人戶家庭戶數占比的上升。根據人口普查數據及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計算，1990年我國1人戶和2人戶家庭戶數還分別占全部家庭戶數的6.27%和11.05%🐺，二者合占17.32%；到2010年即分別提高到14.53%和24.37%，二者合占38.90%，20年時間翻了1倍多。
農村人力資源流失嚴重👔，社會問題累積成“災”。在城市化過程中🫸🏻，盡管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流動造成農村人力資源的流失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可否認👻，當越來越多受教育水平較高的青壯年人口脫離農村到城市謀求較高的收入和較好的發展機會✤，在“精銳”人力資源過度流失的情況下，農村人口老齡化甚於城市🧑🏻🎤，而且還出現了數以萬計甚至億計的“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留守兒童”等“三留守”人口。這些留守人口基本不能正常參與農業生產活動💅🏼，甚至尚需他人照料。特別是人口老齡化與家庭規模小型化的雙重疊加，導致更多“空巢老人”和單身老人無人照料。這些問題不僅長期未得到解決，相反幾乎已累積“成災”，嚴重影響農業現代化和鄉村振興👨🏿🔬。
流動社會農村老人的養老困境
如前所述，我國進入流動社會以後，人口的大規模遷移流動帶來了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發展，並對農村發展造成很大沖擊。
01 農村人口老齡化主要特征
首先📧，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嚴重🐕🦶🏽。由於農村向城市遷移的人口基本上都是青壯年人口🆓，快速發展的城市化就造成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更加嚴重🈯️。如圖1所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由鄉到城遷移人口規模比較小💮，農村年輕人口的外遷對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影響還不是很明顯👩🏻🔬。但自1990年開始👩🏼⚖️，由鄉到城遷移人口規模及其對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影響開始逐年增大，到2010年農村人口老齡化率已達到10.06%，比城市高出2.26個百分點（王桂新♔，2015）。到2020年農村人口老齡化率進一步提高到17.72%🥨🌊，其速度之快，比2010年提高7.66個百分點；超過同期城市人口老齡化水平幅度之大，已達到6.61個百分點。
其次🦹♀️，獨居老人占比高。以上所說的農村“留守老人”，不少都是獨居老人💓。根據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統計，在我國農村有60歲以上（包括60歲🙆♀️，下同）老年人口的家庭戶中🌮，獨居或與配偶共同居住的老人家庭占比為33.30%，和未成年親屬共同居住的家庭占比為3.41%，二者合計占總戶數的36.71%，接近4成。2018年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數據亦顯示，農村60歲以上的老人中🏎，不和子女共同居住的比例為46.26%，即近一半的老人為獨居，或者與配偶、父母、孫輩一起居住🚵🏻♀️。可見👠，農村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現象十分普遍。
02 農村老人養老現狀及困境
人口老齡化影響農村發展。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不僅意味著勞動力人口減少，不利於推進農業現代化🫲，影響農村經濟發展😵💫，弱化農村的經濟養老能力，也說明農村贍養老人的社會負擔重，應對人口老齡化壓力大。
家庭養老功能弱化。居家養老是我國最基本的養老模式，特別是在農村地區，這一養老模式更加普遍。但是由於家庭規模的減小和老年家庭戶的增多，家庭養老功能變得十分脆弱，很多家庭無力承擔贍養老人的義務🤓。根據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在農村地區有65歲以上老人的家庭戶中，單身老人戶和只有一對老夫婦戶各占全部戶數的16%左右，二者合占全部戶數的32.02%💄🐒；由一個老年人與未成年親屬戶和一對老夫婦與未成年親屬戶構成的老幼組合家庭戶🌽，合占全部家庭戶數的2.29%🧑✈️。這些接近全部家庭戶數35%的純老年家庭戶和老幼組合家庭戶的養老問題不容小覷。
老年人收入水平低甚至無收入來源。農村老人的經濟活動👩🏽🚱，基本以純體力勞動為主🛅，勞動強度大，收入水平低。有不少老人還要承擔隔代照料孫子女的責任，甚至有一些農村老人本身已無勞動能力。長期的低收入和生活壓力，以及高強度的農活勞作、孫子女照料等勞動負擔，再加上隨著年齡增長各種健康風險的不斷增加，使得農村老人的養老問題已成為一個需要重視的嚴峻問題。
社會🧔🏿、醫療保障水平低。我國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推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簡稱“老農保”），很多農民每月養老金僅為1—2元🧑🎨，一年20多元，根本無法起到保障生活的作用。2009年開始實施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相結合的新農保製度♣︎，保障水平有所提升🤛。但按照國家每月支付55元的標準計算，一年也僅有660元，即使是在農村🌸，這一保障水平仍然偏低。而且，根據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計算，農村60歲以上老人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和社會醫療保險的比例分別為73.00%和83.48%👨🏿🎓，距離實現全覆蓋尚有一定差距。在社會保障水平低❤️🔥、醫療保障不完善的情況下☂️，農村老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時有發生🥘🎅。
缺乏養老設施👨🏽🙋，基本公共服務質量較差👨🏼🏭。在養老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方面，農村與城市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由於農村經濟基礎薄弱，用於建設養老基礎設施的資金不足，加之農村居家分散，道路通行條件差👨🏻🎨，建設成本較高🩻，養老設施的建設和運營都十分困難🥰🎷。在一些農村的敬老院裏，住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生活不能自理的高齡老人；其護理人員以大齡女性為主，受教育水平大多較低，而且絕大多數都是農村流動人口🙋♂️，基本素質🍀、服務質量都難以達到應有的標準📬。
流動社會城市老人的養老困境
受各種因素影響，城市的人口老齡化及養老困境與農村相比有所不同👵🏻。
01 城市人口老齡化主要特征
首先🌉，城市人口老齡化水平低於農村🐶。一些發達國家，由於城市人口生育水平低👧🏽、平均壽命長🪼，其人口老齡化水平一般都高於農村地區🧍♀️。但我國由於戶籍製度等二元社會體製的製約💗，城市化的發展和農村青壯年人口的大規模遷入🧔，城市人口老齡化水平卻低於農村。如圖1所示，在由鄉到城人口遷移規模不大的1982年🤽🏼♀️👨🏿💼，城市與農村的老齡化水平相差不大，但隨著由鄉到城人口遷移規模的擴大，二者間的差距也不斷增大，如2000年城市老齡化水平比農村低1.03個百分點🙅🏽♀️，到2020年這一數值已進一步擴大到6.61個百分點。
其次🔦👇🏻，農村青壯年人口入遷對緩解城市養老壓力貢獻不大。在戶籍製度等二元社會體製及受其製約的人口城市化的“雙軌製”影響下，農村大規模遷入城市的青壯年人口（農民工）雖然已常住在城市工作生活🧑🏻🎓，也為城市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他們卻時常被隔離於城市居民之外😑，不能平等分享城市居民的各種福祉待遇🧛🏻♂️。而且，這些農民工多在低層次勞動力市場就業，工作環境差，收入水平低🔰，獲得的微薄收入除自己生存所需以外🧼，還要負擔仍在農村的留守家庭，無力分擔城市的養老壓力。
第三🫓，城市老人構成更加多樣化🎸。農村老人基本上都是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民🪿🗑，構成相對單一。與之相比🧚♀️🧑🏽，城市老人的構成則具有多樣化特征🤹🏿♂️。城市老人大致有四種類型：一是退休幹部✔️、企業家或知識分子；二是城市一般勞動者；三是已遷居👮🏽♀️、在城市工作多年並進入老年的“第一代”農民工😚🦮；四是外來人口紮根城市以後招引進城的父母輩老人。前兩類都是城市戶籍老人，享受城市社保🧗🏻♀️、醫保等福祉；後兩類老人基本都是沒有戶籍、不能享受城市福祉的“外來”非戶籍老人。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遷移人口占總遷移人口的5.29%，而在我國60歲以上的戶口登記地在外鄉鎮街道的老年人口中（包括遷移人口和人戶分離人口），遷移原因為“隨同遷移”的老年人口占比為26.84%。顯然，這些“外來”非戶籍老人與城市戶籍老人在治理體製上尚未統一於“一個城市”🛷。
02 城市老人養老現狀及困境
在城市人口老齡化不斷發展及城市老人構成多樣化的背景下🈂️，城市老人養老主要面臨以下問題和困境：
人口老齡化壓力將繼續增大。盡管城市較農村更為發達，但隨著城市人口老齡化的進一步發展及老齡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勞動力也將持續減少🏊🏿♀️★，贍養老人的社會負擔將不斷加重🖕🧑🏽🌾。特別是已遷移進城的“第一代”農民工，隨著戶籍製度的改革和“市民化”的逐步實現，也將成為城市老人，增加城市養老壓力，所以城市未來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濟、人力壓力將越來越大。
家庭規模減小🤣，養老功能弱化。這一點也與農村相同，但程度更加嚴重。如前所述，隨著社會的發展及住房條件的改善，家庭規模不斷減小🐻❄️👨🏭。如表2所示，城鎮1人戶🧑🏼💼、2人戶等小規模家庭所占的比例明顯高於農村而且呈現越來越高的趨勢。根據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在城市有65歲及以上老人的家庭戶中🔌，單身老人戶和只有一對老夫婦戶分別占全部戶數的15.45%和19.72%，二者合占全部戶數的35.17%，高於農村比例👨🏼🔧；由一個老年人與未成年親屬戶和一對老夫婦與未成年親屬戶構成的老幼組合家庭戶👼🏿，合計也占全部家庭戶數的1.17%。可知，在家庭規模減小和家庭人口老化的情況下，城市家庭養老也面臨很大挑戰。
社會、醫療保障水平較高，但仍未實現全覆蓋✂️➙。毫無疑問🧑🏼💻，城市老人享有的醫療🫗、養老等服務都明顯優於農村人口。根據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計算👏🏼，城市60歲以上老人分別有40%左右參加了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參加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比重均高於農村老人；城市老人可利用的養老設施及所享受的基本養老公共服務也都優於農村老人。但由於城市老人構成多樣化，老人群體間在能享受到的養老服務上差別較大，而且基本養老公共服務也未能實現全覆蓋，“外來”非戶籍老人無法享受到城市較高水平的醫療、養老服務🧜🏼。
城市不同老人群體社會階層分化明顯，相互融合不足。城市老人構成的多樣化，也體現在其社會階層構成及分化的多樣化上📢。如前所述☆，城市中主要有四類老人群體🔦，他們的戶籍性質、社會地位、收入水平以及所享受的權益福祉等都互不相同。即使是城市非戶籍老人，經過多年嬗變也已分化出地位、收入等呈現明顯差異的不同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社會階層分化所形成的各方面鴻溝，使城市不同老人群體之間相互融合不足🤽🏻♂️，甚至容易形成一些比較明顯的社會矛盾🕺🏻。
城市老人多樣化的消費🧑🏭、服務☦️💷、生活方式等需求尚不能得到滿足。多樣化是城市老人構成的重要特征；城市老人構成的多樣化又帶來了其消費▫️、服務、生活方式等需求的多樣化。總體來說🌑，他人照護、物質支持和精神慰藉👩🏼🎨，是老人們的共同需求。但不同的老年群體對這些需求的迫切程度並不相同🏊🏻♀️；處於不同社會階層、擁有不同收入水平與戶籍所在地的老人群體，對消費⏪👨🏽、服務👩🏿🍼、生活方式的需求有明顯的差異。盡管城市的社會💻、醫療保障水平及養老設施、基本公共服務質量較高🧚🏼♂️，經濟實力較強，但仍難以滿足城市老人多樣化的消費、服務、生活方式等需求👏🏽。
破解流動社會城鄉老人養老困境的幾點思考
經濟社會在發展⬅️，人口老齡化在延續，流動社會城鄉老人的養老也將迎來越來越嚴峻的挑戰→。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破解流動社會城鄉老人養老困境，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社會系統問題，必須立足全局，系統分析🥤📔，從根本上探索破解之道👋🏼。對此，提出以下幾點意見建議🪤。
進一步推進經濟社會體製改革。首先，要徹底改革現行戶籍製度以及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二元社會體製，特別是要重點推進城市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使農村人口實現“完全遷移”，使城市化從“半城市化”走向“完全城市化”。這樣一來，因大量農村人口流動形成的“三留守”人口等社會矛盾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𓀝。其次，要盡最大努力縮小城鄉差距😭🤷🏿，打通全體人民發展的上行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目前的重點是要進一步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及改善貧弱老人的生活狀況🤏🏼🤷🏿♀️。
加快經濟發展，提高養老投入比重，為破解流動社會城鄉老人的養老困境打好物質基礎👇🏼。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必須具備豐足的物質財富和強大的經濟實力👨🦲；沒有豐足的物質財富和強大的經濟實力，就難以很好地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我國人口老齡化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未富先老”🏣，在未具備足夠財政基礎和經濟能力的情況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難度自然不小。目前，不管是農村養老還是城市養老，都面臨資金匱缺的共性問題。只有加快經濟發展，鼓勵金融創新，創造更多社會財富🤗，提升經濟實力，才有可能破解流動社會城鄉老人養老困境。在加快經濟發展的同時👮🏿♀️，還要高度重視財政分配方案製定，適當提高應對人口老齡化、幫扶流動社會城鄉老人養老的財政配額比例。
遵循市場規律和流動社會的人口流動規律，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醫療保障體系和養老服務體系。城市與農村本來就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農村人口是城市人口增長的重要來源👩💼，農村的發展哺育和保護了城市*，城市反哺農村、帶動農村發展也是應有之義。以往的戶籍製度人為地把城鄉人口劃分為兩大人口集團，並賦予不同的等級和待遇。現在已經到了填平城鄉發展鴻溝，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時候。為此，要遵循市場規律和流動社會的人口流動規律，拆除現存阻礙農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各種門檻🩷🛑，允許城鄉人口自由流動🥂，並在各個方面賦予城鄉人口平等的權益🖼，健全城鄉特別是農村地區的各種醫療、養老服務措施🌤，逐步建立起城鄉統一的社會、醫療保障體系和養老服務體系💇🏿，使城鄉老人都能平等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和紅利😲。
重新認識和規劃自己，迎接“百年人生”時代。人口老齡化是人口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生活條件的改善🧛、醫療水平的提高🤹🏼，使人的壽命越來越長。2020年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已達到77.3歲🧞♀️，上海已達到83.67歲，直逼長壽之國日本的水平🫅🏿。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人類社會已開始步入“百歲人生”時代👨🏽。老人們要跟上時代的步伐，重新規劃退休之後新的人生👩🏼🦱，把以往“接受教育→參加工作→退休養老”的三階段人生模式轉換為“受教育→參加工作→受教育→參加工作→受教育”的多階段、多項選擇人生模式（沈潔，2021）。
全民參與🙋🏿♀️，共同創造適應流動社會💴🦚、所有老人都能安心度過幸福晚年的社會養老系統。每個人都要經歷從小到老👿🧑🏽⚖️、從生到死的生命歷程🥴，每一年齡組人口都有自己的特性和作用🤦♂️，都會對其他年齡組人口產生不同的影響👩🏼🦲➿。所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做好城鄉老人養老服務，也是每個人的責任和義務，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目前來看，盡管家庭戶規模不斷減小，但居家養老仍是重要的難以替代的養老模式，為此要進一步培育和強化家庭養老功能。與此同時，養老院等機構養老、社會養老模式將會越來越重要，為此也要進一步完善養老院等機構養老👼🏻、社會養老設施。另外，良好的社會環境💯，可以幫助老人們愉悅心情👨🏿🦲、提高幸福感，為此要進一步優化創建尊老敬老愛老、充滿生機活力的社會環境。從個人🧑🏿✈️、家庭到機構團體😐，全民參與，全社會參與，建成多層次的適應流動社會🤿、所有老人都能安度幸福晚年的社會養老系統👨🏽🎤，對於破解上述流動社會城鄉老人養老的各種問題和困境大有裨益。
*註：因為農村和農業最接近自然，具有維持人類生態系統及改善和保護城市生態環境的功能，在此意義上可以說農村對城市具有保護作用👩🏿💼。